離別故鄉47載，
　同窗好友共飲酒，
　　
　風景依稀似往年，
　回憶當年意氣昂。
　　
　廢園龍眼留根痕，
　故鄉滄海變桑田，
　卻有楊桃滿枝頭。
　更覺人心變了樣。
　　
　別時弟妹尚幼小，
　多年心愿已了卻，
　　
　現已頭白孫滿堂。
　不知何年再歸去。
　　
　慈母雙眼已失明，
　心泰身寧是歸處，
　　
　默念神明保我回。
　故鄉何獨在臺灣？

　　　　——《故鄉的印象》黃幸

　　黃幸從1948年因“二·二八”起義遠走他鄉，這一別竟已過去了60年。回想這離別故鄉的日子，不免讓人有種歲月悠悠、彈指一揮的感嘆。

　　1924年，黃幸出生在臺灣省臺南縣大內鄉大內村，祖父一輩從澎湖來臺南開拓生活，經營著一間不大的藥鋪。身為家中7個孩子中的老大，黃幸頗得家人的疼愛，在他的記憶中，幼年時外祖父常常在家中的小院里教他打拳，嘴里說家鄉話勉勵他好好學習，雖然歲月流轉了半個多世紀，但想起往事，似乎就象發生在昨天。

　　1947年，“二·二八”起義時，黃幸剛滿23歲，那時的他還是臺灣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國民黨當局來臺后時局混亂，讓年輕的黃幸急切的想尋求一種新的生活。在此時，他從在“二·二八”前后結識的臺灣大學同窗蔡同智、蔡瑞欽等一些進步青年那里得知，早在日據時期，一些不甘生存在日本“皇民化”威權下的的本土人士如陳泗治牧師、后來的臺灣大學教授楊云萍及臺灣大學醫學院學生何斌、郭璓碂等人為了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在臺灣進行的“皇民化”運動，保持臺灣本土的風俗習慣而籌建“協志會”，在這里黃幸接觸了革命書籍《論持久戰》等。在這些進步書籍和人士的影響下，黃幸開始對未來有了新的期盼。也對當時海峽的對面有了無限的向往。

　　隨著“二·二八”起義遭到血腥鎮壓，臺灣社會一片白色恐怖，苦悶的社會環境讓年輕的黃幸愈加向往祖國大陸的廣闊天地。1948年，國民黨當局在本島招錄工科畢業生前往大陸工作，得知這一消息后黃幸欣然報名參加。經過考試，最終被當時的國民黨資源委員會錄用，被派往上海閩行通用機械制造工廠工作。同年10月，在基隆港，幾位同窗好友來為黃幸送行，彼此約定當他在上海安定好時再相見。當時這些不過20多歲的年輕人都認為再次相見不過只是一兩年的光景，可是又會有誰想到這一別竟是近50載！當他們再相見時，彼此早已是鬢發斑白。

　　初到上海的黃幸，連普通話都說不好，在蔡子民、周青等臺灣同鄉幫助下，他開始學習普通話、了解祖國大陸、了解革命運動。在上海的日子，生活是緊湊的。黃幸也慢慢了解了工人運動，社會運動，知道了什么是革命。在工廠工作期間，黃幸看到國民黨瘋狂的變賣工廠的機器，擔任工廠領導的國民黨官員生活驕奢，這些都讓他更加看清了國民黨的沒落。隨著局勢的轉換，國民黨當局撤臺前夕暗中策劃炸掉工廠，黃幸和其他一些進步青年組成“護廠隊”保護工廠設施，最終迎來解放上海的時刻。在上海的同鄉們談論著時政，等待著全國的早日解放，回到家鄉臺灣，去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故鄉。

　　在上海解放之初，黃幸還和家人、同學保持著聯系，然而不久后通信便中斷了。當最后一封信從上海閔行發出后便再也沒了家人和同學的消息。雖然心里急切的盼望能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現實又是如此殘酷。那時的黃幸如同當時所有在祖國大陸的臺灣鄉親一樣，期盼著全國解放后便可以早日回到故鄉。然而朝鮮戰爭爆發之后，形勢發生了變化，讓他對家的思念從此深深的埋藏在了心底。

　　對家的思念轉化成對早日解放家鄉臺灣的期盼。隨著1949年4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發出，黨中央為解放臺灣準備干部，開始籌備第三野戰軍各兵團臺訓團。同年8月，華東軍區臺訓團第九兵團在上海成立，黃幸也正式參軍入伍。

　　在九兵團臺訓團的日子里，年輕的黃幸不僅豐富了閱歷，增長了不少見識，也讓他第一次接觸到完全不同于一切剝削階級軍隊和舊式軍隊的人民軍隊。盡管在臺訓團的日子里生活是艱苦的，睡地鋪、上課坐背包、蹲在墻邊吃飯、吃著黑面饅頭，但對曾經接觸過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并在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下生活過的黃幸來說，臺訓團的生活是新鮮的，這也讓他從一個懵懂的青年成長為一名革命軍人。

　　時光飛逝，轉眼到了上世紀80年代。經歷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后的大陸，正煥發著勃勃生機。此時黃幸身在美國的三弟，從海外媒體獲悉了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消息。那一刻，埋藏在心中幾十年的希望，再一次被點燃了。隨即他動筆寫下了尋找大哥黃幸的第一封家書。失去音信幾十年，唯一的線索就是當年大哥黃幸從上海閩行發給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嘗試著寫下當年大哥在上海閔行的地址，還特意在信封的背面寫上，“如無此人，請看到信件的人拆開此信”。 信中簡要的說明了自己的哥哥曾經在此地址工作，希望看到此信的人幫助尋找。信發出去了，急切的心在期盼。或是冥冥中一家人對團圓的渴望，此時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使館工作人員的黃幸心中也想著能盡快聯系到臺灣的家人。一條海峽將黃幸與家人分隔兩岸40多年，對家怎么能不思念哪？父母好嗎？弟弟妹妹們好嗎？這些都讓他深深牽掛。

　　或許就是上天的恩賜，看到這封信的人很快就把信件轉交給了上海同鄉會，很快在駐日使館工作的黃幸便收到了這封輾轉而來的家信。看著家信，黃幸怎么也沒有想到，40多年后竟在異國他鄉收到了弟弟的家信。雖然信中沒有更多的問候，也只是試探性的尋找，但這畢竟是相隔了40多年，期盼了40多年的音信啊！隨即黃幸拿起筆寫了和家人分別40多年后的第一封家書。不久后黃幸就收到了弟弟的來信，弟弟的信中寫道：“在40年后，終又能取得聯絡，知道我們都平安，這一奇緣，靠許多人的好意幫忙才能實現，我感激得流淚。母親老了，聽到你的消息，相信將會是她老人家一生里最重要的可慶幸的事。直到1980年父親去世前，常提及要我設法去找你的下落。那一段時間他很惦記你，常同他的老友談論起你！父親的一個朋友偷聽從大陸對臺灣的廣播中無意聽到你在大陸已經成家，有兩個孩子，便連忙安慰父親。此后父親對你一直放心不下，去世前都期盼著能見到你。”分別了40年，當終于有了家人的音信，父親卻已經逝世，他沒能在世時親眼看一看兒子的家書。

　　1986年7月，黃幸有機會赴美進行學術交流，臺灣家中的二弟、大妹得知后也參加赴美旅行，同身在美國的三弟一起與他見面。見到三位親人，讓黃幸很是激動，了卻了多年的心愿。與二弟、大妹、三弟徹夜的長談，故鄉往事、家人近況、家鄉變化都讓黃幸期盼著有那么一天可以回到家鄉，見一見離別40多年的老母親，看一看家鄉的變化。1987年至1990年，黃幸再次赴日擔任使館參贊，其間三弟又特意從美國趕來看望他，兄弟二人見面時總有說不完的話。

　　1991年回國后的黃幸從工作崗位上離休，離休后的黃幸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故鄉看一看家鄉的親人。1995年，在多次努力之下獲準回鄉，當他踏上故鄉的土地，心中不免感嘆：47年了，回家這心底深處最大的愿望終于實現了。還有什么比心這一愿的實現更能讓人激動的哪？

　　當黃幸回到老家，雙眼早已失明的母親拉著他的手，口中默念道：“孩子，上蒼保佑你回來了！”這一刻，他淚如雨下。離別故鄉時，母親在黃幸的記憶中，身體很瘦小，但是說話聲音很響亮，記憶力很好。而如今分別后再見到母親時，她卻已無法仔細看看分別47年后兒子的面容。那一次返回故鄉見到母親時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黃幸漫步在家中的老宅中，雖然已經過去了40多載，然而祖屋沒有更多的改變，家里的藥鋪早已不再經營，屋內的格局卻依舊未變。小時的記憶，和眼前的景象相互重疊，似乎回眸間一切就像昨天剛剛發生過的一樣。一回到家鄉，當年就讀臺南二中的同窗好友得知他回鄉，紛紛前往看望、拜訪，與同窗好友在一起時，黃幸仿佛又回到了當年意氣昂揚的青春少年時代。

　　1998年，當黃幸再次返回故鄉時，正巧趕上臺灣地區“三合一選舉”，而這一次也讓黃幸記憶深刻。臺灣選舉變成了一種鬧劇，每每臨近選舉都充滿著無休止的作秀與炒作。而當黃幸靜下心來細細閱讀這些大選議題，也更讓他感到臺灣選舉充滿了無盡的抹黑與混亂。
　　2000年的夏天，從家人的電話中，黃幸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家人期盼作為家中長子的黃幸能盡快回鄉料理母親的后事，然而臺灣當局手續繁瑣，直到母親下葬3個月以后才得以批準，料理后事變成了回鄉掃墓。

　　母親在黃幸的記憶中一直都很堅強，而且非常熱心，有著大慈大悲的胸懷。她不僅把幾個弟弟妹妹拉扯長大，連親戚家的孩子也都一起照顧，此后弟弟妹妹的孩子也都由母親一手帶大。母親去世前得知黃幸的兩個兒子要去日本求學，從不多的積蓄中拿出200萬日元給兩個還未曾見過面的孫子。每每和我講到關于記憶中的母親，看到黃幸眼中掠過的是無限傷感。

　　當問及是否后悔當年決意來到祖國大陸而同家人分別了40多載沒能回報母親的養育之恩時，黃幸說，自古忠孝難兩全，為了“大家”而舍棄“小家”對他來說是值得的。雖然歷經“二·二八”之后留在臺灣也未嘗不可，但是面對當時臺灣社會的白色恐怖，早已讓黃幸下定決心去追尋新生活的足跡。

　　
從1995年到1998年再到2000年，每一次回到故鄉都讓黃幸感慨萬千，初次回鄉時見到家人的欣喜；二次回鄉時對臺灣大選亂局的擔憂；到2000年回鄉時感受到鄉親們對祖國大陸的了解比前兩次又更深了一些，這些都讓他銘刻于心。

　　今年是黃幸回到祖國大陸60年，雖然如今的他已是人到暮年，但常以“不改初衷，與時俱進”、“壯志不已，耕耘不綴”來勉勵自己。他依舊關心兩岸問題、依舊關心著故鄉的人和事。

　　臺灣是故鄉，黃幸出生在那里，然而青年時又離開了那里。北京也是故鄉，是他在其后的人生中生活最久的地方。黃幸說，只有祖國強大了，故鄉臺灣才能有未來。如今臺灣經濟已經倒退了很多，這終究不是我們所愿意看到的。如今我們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胡錦濤總書記的十七大報告讓我們這些在大陸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老臺胞很欣慰。我們更要緊緊抓住當前的發展機遇，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這是大局。而臺灣問題只能、而且必能在推進這一過程中開辟解決的渠道并得到解決。
　　
　　（來源：《臺聲雜志》2008年第一期）